委内瑞拉：债务危机与新自由主义改革－乌有之乡-太阳成集团

　　“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委内瑞拉外交官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

　　2023年3月18日，墨西哥总统洛佩斯出席大型集会，纪念墨西哥收回石油管理权85周年（1938年3月18日，时任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宣布墨西哥石油国有化改革的声明，将十七家外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轰动一时）。洛佩斯在讲话中谴责美国政界人士的“虚伪”，强调墨西哥是主权国家。“墨西哥是独立和自由的，不是美国的殖民地或保护国”，“我们永远不会让他们侵犯我们的主权或践踏我们的尊严”！

　　无独有偶，委内瑞拉在查韦斯执政后自新世纪也开始了一轮石油重新国有化运动，以至于委内瑞拉石油国有化运动（nationalization movement of venezuelan petroleum industry）还成为2012年公布的世界历史名词。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就开始了争取本国石油权利的斗争，但因为独自面对强大的殖民主义跨国资本而成果有限。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沉重打击，战后掀起了一轮民族解放运动高潮，除了争取国家政治主权独立，还包括争取经济和资源主权的独立，石油国有化运动就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委内瑞拉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历过一轮石油国有化运动，那为何在新世纪又要来一轮呢？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的大背景和经验教训，都值得我们重新梳理和分析。查韦斯上台后实施的石油国有化政策在世界石油价格高涨的助力下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改良成绩，可当查韦斯去世后世界又进入到低油价时代，此时危机重重的委内瑞拉该如何改革，就非常有必要借鉴上一轮石油国有化运动之后、随即在1980年代后期遭遇低油价危机时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重大的教训。19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如何导致委内瑞拉陷于灾难性后果的，只有搞清楚这背后的真正原因和具体过程，委内瑞拉在后查韦斯时代面临同样的低油价和债务危机困境时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重新探索以参与式民主和公社运动为主的新出路。

　　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共识”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只在极少数国家的短时期内取得过一定的经济发展效果，他们通过垄断控制的媒体在全球极力宣传新自由主义政策，将这几个国家树立为全球化的发展样板，甚至是威逼利诱强迫很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更多的拉美非洲国家最终因为新自由主义改革而陷于悲惨的境地，经济一败涂地，社会动乱不堪，为什么会如此呢？以私有化、削减福利、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之所以必然会遭遇失败，就是因为这些政策并不是在一个封闭的国家内部运作，而是服务于美元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方便美元货币霸权吸血和收割这些国家而已。美元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是怎么来的，这是我们需要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一、背景：石油国有化运动与石油美元

　　近代以来，西方迅速崛起成为世界霸主，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西方主要列强对世界其它各国和地区采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因此，世界上主要的产油地区拉美和中东地区早早的就沦为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比如最先进入拉美的殖民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后来英法美相继进入并取代前者；中东地区则是英法俄传统殖民势力范围，直到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英法折戟沉沙，世界上两大新霸主美国和苏联取而代之。

　　在1945年之前，全世界将近10%的石油都是委内瑞拉出产的，这比中东全部国家都要高。但正如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那样，石油最大的受益者也不是委内瑞拉，而是英国和美国。1921年委内瑞拉只用100万桶石油就能够为国家带来1300万美元的利润，而1928年的1.37亿桶石油，却仅仅带来5000万美元的利润。石油产量翻了一百多倍，收益却只增长了不到四倍——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倒是降低了一半儿。

　　随着二战的结束，中东石油大开发拉开序幕。1950年代前后，中东石油工业大发展，逐步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地区和世界石油的中心。由于中东石油储量巨大，埋藏相对较浅并且品质优秀，西方石油公司蜂拥而至，以“石油七姐妹”为主的石油公司不顾产油国的利益，通过不平等条约以及“租让权”把大量的石油资源揽入自己手中。西方石油公司在掠夺中东石油资源的同时，也利用自身相对先进的技术在中东产油国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石油工业，使其产量在短时间内大幅增长并成为了世界石油出口中心。

　　所谓“租让制”，实际上就是外国石油公司向资源国政府“交租子”。除了定期“收租”，资源国对本应属于其国家的油气资源基本没有掌控力和话语权，石油资产属于外国投资者所有。租让制合同下，石油收入和收益的绝大部分由外国公司获得。例如，英伊石油公司与伊朗签订的是为期60年的“租让制”（concession）合同，美国的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阿拉伯签订的也是为期60年的“租让制石油合同”，更早期的拉美国家与西方石油公司签订的租让合同甚至长达90年。而委内瑞拉最早提出了与外国石油公司五五分成的协议，1950年美国在沙特的阿美公司与沙特政府也宣布了“五五平分协议”。

　　1945至1950年，英伊石油公司账面利润2.5亿英镑，而上缴给伊朗的只有9000万英镑。英国政府所得到的税收和公司股份红利，比伊朗多得多。愤怒的伊朗人率先起来反抗。1951年5月2日，伊朗摩萨台政府开始正式实施“伊朗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案，标志着70年前那场震惊世界的、代表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觉醒的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取得实质性胜利。后来，更多的拉美和中东地区国家都开展了石油国有化运动，他们不再满足于“五五分成”的租让制，要求将“石油租让制合同”这种殖民主义的遗迹彻底被清除。其中如沙特，从1972年开始到1980年，分三次通过“赎买”的方式成功将阿美石油公司收归国有。

　　如果简要回顾历史，当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并取代大英帝国成为世界最强工业化国家后，英法这些老牌殖民帝国不甘心让出霸主地位，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遭遇美苏联手打压，作为其传统殖民地势力范围的中东石油核心地区面对美国的竞争，法国从此谋求与联邦德国结盟打造欧洲共同体，而英国则选择在美欧之间骑墙。无论从经济的角度，还是地缘政治的角度，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都开始加深，甚至超过了作为意识形态对立面的苏联。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人们纷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引起黄金价格的上升，金价涨到1盎司41.5美元。导致美元第一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178亿美元）已低于其对外短期负债（210亿美元），引起人们对美元能否按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信心发生了动摇。

　　1963年法国总统戴高乐与西德总理阿登纳签署了《法德合作条约》，共同应对美国的竞争和挑战。在整个1960年代法德利用欧洲美元攻击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也称之为“黄金战争”，就是拿欧洲过剩的美元盈余兑换美国的黄金，挖美元的墙角从而打击美国的经济。但这一策略最终失败于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控制，美国在中欧十几个师的驻军既是控制西德的抓手，也是美国海外开支导致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本。美国威胁西德，如果不补偿驻军费用那就撤军，让德国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如果德国同意补偿，那就可以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让法德无法通过金融来攻击美元。德国面对美国的军事讹诈不得不同意美国不撤军的要求，西德总理阿登纳随后辞职，法德合作条约大打折扣。

　　但法德利用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攻击美元金融霸权却没有停止脚步，以法德为主的欧洲各国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美元贸易盈余，欧洲美元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美元持续贬值，美国黄金储备快速下降，导致在1968年3月爆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美国不得不实行“黄金双价制”（指黄金官价用于各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市场金价则由供求关系所决定）。1971年夏，爆发了战后第三次的美元危机，国际金融市场又一次掀起抛售美元、抢购黄金和西德马克等西欧货币的浪潮，法国政府也带头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此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49年最高的246亿美元跌到了102.1亿美元。美国被迫宣布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兑换，随后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固定比价也无法维持。至此，以黄金为基础、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彻底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推出的“牙买加体系”。

　　在美元遭遇货币危机的另一边，正当美国控制拉美趋势越来越紧密的时候，就在人们觉得拉美地区无可救药的时候，古巴这个被美国控制得非常严密的国家，其革命竟然成功了。从1953年开始，卡斯特罗兄弟率领古巴人们开始对巴蒂斯图塔独裁政权展开革命。1959年攻入首都哈瓦那。之后，美国武装古巴流亡者、派出军舰进攻古巴政权，结果失败了。这是150年来的第一次真正地打败美军。美国为之一震。再后就发生了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全世界都被吓坏了，但古巴却始终意志坚定，最终笑到了最后。1959年古巴革命的胜利让拉美看到了希望。

　　随后，1960年代中期，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落入越南战争的泥淖。美国国内也掀起了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美国内外矛盾重重，力不从心，被迫进行战略调整。此时，苏联在世界各地积极扩张，西欧、日本迅速崛起，中国所倡导的“三个世界理论”也渐渐被认同。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拉美各国的民族运动兴起，掀起了一场国有化高潮，国有化的范围以石油、采矿、铁路、电力为主，还涉及到金融业、制造业、农牧业、渔业和服务业等部门。这些国家国有化的主要措施有：限制和收归租让土地；通过参股办法，逐步收回外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股权；通过赎买、征收、没收的办法，将外资国有化。从1960年至1976年，拉美有198家外国企业被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

　　比如，秘鲁贝拉斯科政府(1968一1975年)，将美资国际石油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秘鲁和孔查炼油公司、美资赛罗德帕斯科矿业公司、美资马尔科纳矿业公司等17家外资公司，收回3100多个矿山租让地，1973年又实行了渔业国有化。

　　1969年，玻利维亚的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政府将控制本国80%石油的美国海湾石油公司的全部财产和设施收归国有。其后，又将金属冶炼业收归国有，收回了世界最大锌矿之一马蒂尔德矿和美国国际金属加工公司的租让地。

　　在智利，阿连德政府将铜、硝石等企业收归国有。委内瑞拉在七十年代，将天然气、铁矿、石油业等收归国有化。厄瓜多尔从美国石油收回了85%的租让地，又征收了德士古-海湾公司的62.5%的股份。墨西哥先后将铜矿、硫磺等矿业收归国有。

　　除了上述国家外，还有11个国家进行了国有化运作。由此，共有17个拉美国家开展了程度不一的国有化运动。

　　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过度增发的美元在浮动汇率时代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英欧日民众竞相抛售美元，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受到严重冲击。此时美国急需抽身亚太结束越南战争而重返中东，展开石油美元的战略布局。正好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为了打击对手以色列及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当时原油价格曾从1973年的每桶不到3美元涨到超过13美元。这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借此美国成功的与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达成协议，顺势将英美控制的中东石油公司股权逐步归还给产油国，在美元脱钩黄金的情况下允许大幅提高油价，并承诺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石油出口以美元结算以及出口获得的美元顺差回流美国金融市场购买其债券和股票。从此，美元这种纸币相对黄金过剩将不再是问题。正如美国前财长约翰·康纳利所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几年之后因为美伊冲突又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1953年，美国担心摩萨台与苏联走得太近，加之英国的怂恿，在英国军情六处要求下，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了一场政变，成功地在1953年8月19日推翻摩萨台，并在军情六处授意下由伊朗将领法兹卢拉·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接任首相。随后美国主导组建一个国际石油公司财团，按照英国石油公司40%、美国40%（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和海湾等5家美国公司各占8%），其他国家20%的股份比例重新瓜分伊朗石油公司，并稍微妥协采用“五五分成”的原则。直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美伊关系彻底破裂。这也导致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美国借此大肆渲染伊朗石油减产对美国的危害性，继而故意减少美国市场上的石油供应量，油价在1979年开始暴涨，从每桶13美元猛增至1980年底的41美元，自此“石油美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成功说服沙特阿拉伯等主要石油输出国接受石油贸易的美元结算货币地位，为美国后来的金融化改革及向金融资本阶段升级、带动美元向全球输出，打下关键基础。正是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阶段这样的转型升级，使得美国走出了产业资本阶段的生产过剩、向美元金融霸权的新阶段演进。某种程度上，这可以看成是第三世界能源国家与金融大国的一次“历史合谋”，或者说是一次历史合力，前者借机完成石油国有化，同时也支持了后者的“石油美元”金融霸主地位，从而双方都得到了最大的利益。美国作为一种新型金融帝国，完全不同于英法的旧殖民主义模式，它甚至打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旗帜来打击其对手——老牌英法殖民帝国，允许南方国家的石油国有化而用金融来统治世界，而真正的“历史受害者”则是那些处于世界秩序中间位置的工业化国家，同时包括苏东社会主义体系和美西方资本主义体系里的工业化国家集团，它们都必须承担石油涨价10倍的高成本，陷于滞涨经济危机，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新自由主义的变革，被纳入到美元金融资本主导的新全球化体系。

　　二、“逆向石油冲击”与债务陷阱

　　石油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血液，是现代化生活方式的根基，石油涨价意味着整个经济体系全方位的涨价，从石化农业到重化工业，从交通运输到基础建设，衣食住行无不受到影响。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中，全球主要的能源国家都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原因就是石油出口价格的大幅上涨。不过，过于依赖石油出口贸易也是一柄双刃剑，在获得巨大石油收益的同时，往往要让渡国内的工业品市场和粮食市场。特别是在面对美国这个强势的帝国主义国家时，委内瑞拉占不到丝毫的便宜。

　　石油价格与主要历史事件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当时的委内瑞拉坐拥全世界10%的石油产量，由于美国的战时工业对石油的巨大需求，委几乎供应了美国原油进口量的30%，看起来处于相对优势的一方。但美国依然能够获得更优惠的贸易条件，迫使委内瑞拉全盘接受其制定的贸易条款，如以“保证委内瑞拉石油对美出口的最低配额”换取了“将委内瑞拉进口美国商品的进口关税降低一半”等优惠条件。由此，委内瑞拉非但没能从跟美国的石油贸易中占得什么便宜，反而发现希望用石油收益反哺本国工业的努力，最终被物美价廉的美国商品击得粉碎。疯狂的消费而非积累，大量的石油利益都被外国人和寡头们瓜分掉，一战之后的工业化窗口期就这样被委内瑞拉浪费掉了，和两百年前他们的殖民宗主国西班牙错失工业革命一样。

　　在二战之后的世界生产恢复时期，一些其它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都通过“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唯独在委内瑞拉“进口替代”基本上得不到像样的推行，因为委内瑞拉的经济和资源基本上被极少数寡头所垄断，他们拥有大部分的土地和石油，只想保证自己的出口市场，得到廉价的进口商品，没有动力去发展风险更大的工业，贫富分化严重导致国内市场有限，以致大量资本外流。根据1960年代的一项统计，委内瑞拉74.8%的土地和工人，仅掌握在6700人手中，那时委内瑞拉的人口已经接近一千万人了。时任委内瑞拉总统孔特雷拉斯希望趁机推动工业化转型的策略当然只能失败。

　　到20世纪70年代，委内瑞拉又迎来了一次机会。正如我们前述的背景分析，第一次石油危机于1973年爆发，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新一任总统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1974年3月上台，随即便推动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的国有化。国有化从197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政府将19家在委内瑞拉开展业务的石油公司（16家为外企，3家为委国内私人企业）收归国有。除了石油和铁矿产业的国有化，政府还继续推行了规模可观的土地改革、农业补贴、大型灌溉工程和水力发电业扩张等项目。

　　佩雷斯能够极大增加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是因为第一次石油危机导致油价上涨，这给委内瑞拉带来了巨额资金。委内瑞拉原油的每桶均价从1970年的2.05美元上涨至1974年的9.30美元。油价在5年之内上涨了将近5倍。等到1979年埃雷拉·坎平斯就任总统后不到一年，委内瑞拉提亚华纳轻质油的价格已上升至每桶25.20美元。也就是说，整个七十年代，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价格最终上涨超过10倍。到1980年，石油工业已提供该国财政收入的70%，以及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6%。1974年—1979年间，佩雷斯政府的开销超过了之前143年间所有政府开支的总和。政府能够如此大规模的投入是因为1973年的财政收入才38亿美元左右，1974年就高达100亿美元。

　　为了防止过多的政府财政收入冲击经济，造成通货膨胀，佩雷斯建立了委内瑞拉投资基金（fondos de inversión venezolanos），意图将新增收入的35%—50%以贷款方式“出口”到其它拉美国家。委内瑞拉还向泛美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贷款机构提供贷款。委内瑞拉投资基金向这三家贷款机构总共借出（1974年）约8.5亿美元；向中美洲六国、牙买加和秘鲁借出约4亿美元。除此之外，佩雷斯在其5年任期中，还提出了超过530亿美元的项目预算，用来改善基础设施、农业和公共医疗。另有报道，委内瑞拉国有企业在1975年的开销是1960年的将近25倍。

　　尽管从1973年开始，委内瑞拉的gdp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如下图所示。但在工业领域和就业方面，委内瑞拉政府的作为可以说是乏善可陈。除了传统的石油和铝矿产的出口，几乎没有其它工业品能够具备出口竞争力。委内瑞拉的制造业还包括有电力工业、钢铁工业、炼铝工业、汽车工业、纺织工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落后、效率低下，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所出产的商品很难形成竞争力，经常被进口企业打垮。这段时期，通过对铁矿产业的国有化，委内瑞拉西部的苏利亚州成立了一家巨大的煤钢联营企业，另外还有建设了一座新的天然气工厂；新修建的基础设施包括一条从加拉加斯到沿海地区的新铁路，以及连通玛格丽塔岛和大陆的桥梁等。

　　1960年—2000年委内瑞拉gdp变化（单位：十亿美元）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以上少数重大单点项目并不足以支撑委内瑞拉的工业化，从1973年开始经济快速发展，但到1979年—1983年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还下跌了1.2%。尽管1970年代委内瑞拉抓住石油大幅涨价的历史机遇推动了部分的进口替代工业项目，但这些项目无法形成产业链配套，完全依赖从国外进口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所生产的商品在成本和技术性能上都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只能依赖国家的补贴才能生存下来。又因为，大地主为主的私有化土地制度对农村人口是排斥性的，而城市又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导致委内瑞拉全国大部分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城市贫民窟，这部分人口的生存必须长期依赖国家的补贴。某种程度上，委内瑞拉未完成土地革命导致国家必须承担非常大的福利支出负担，挤占了国家开展工业化所必须持续投入的资金。想要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委内瑞拉这样的后发国家只能对内勒紧裤腰带，但这在政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削减福利开支大量的城市贫民就无法生存。

　　对比东亚的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就能更好的理解委内瑞拉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大地主土地私有化制度，单一化种植的农业经济，粮食进口率过高。东亚国家人口密度更高，土地资源更紧张，但基本上都完成了土地革命或土地改革，做到了按人均分配土地，以小农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的农村经济非常活跃，小商品生产大量存在，满足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使得劳动力再生产成本更低，从而在低端加工制造业的竞争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这些国家政治相对稳定，因此，东亚国家在1970年代后普遍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模式，大量承接国际加工制造业的外包转移。与此相反，如委内瑞拉这样的拉美国家普遍无法采取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因为劳动力成本更高，社会不稳定，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业发展不起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委内瑞拉既不能解决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和技术升级问题，也无法解决出口导向工业化模式所必须的低成本劳动力稳定供给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所指向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农村的单一化种植结构和大地主土地私有制，以及城市贫民窟聚集的大量赤贫人口。当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委政府收入比较充足的时候，在选举政治的推动下，政府必然要增加福利支出，并且作为最优先的事项进行安排。但国际油价一旦下跌，城市贫民的生存问题就突显，社会动乱和政治问题就会出现，如此形成一个明显的治乱循环的“石油周期率”，这对工业化所要求的的长期稳定的资本投入极为不利。

　　早在1960年，委内瑞拉就启动了《土地改革法》，但并没有将土地广泛地分配给贫民，仅仅只是强化了农业领域同金融资本及跨国企业之间的联系。佩雷斯当选总统后，声称他是“农民的总统”，采取刺激农业生产的财政手段，冻结农业生产所需的工业品价格，其中最突出的措施是创建一项大约4.5亿美元的特别基金，作为农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凭借这一基金，农业与畜牧业信托协会得以向大量小农户发放贷款，农业和畜牧养殖发展银行则倾向发放高额贷款支持大型农庄。总之，委内瑞拉政府不敢实质性的触动大地主及其背后的美国跨国资本的利益，也就无法根本上改变土地制度问题，也解决不了城市贫民窟问题。

　　佩雷斯倒是善于实施各种消费补贴项目，比如对食品和其它大量消费品实行价格补助，公民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津贴可领，借着较高的汇率，全世界各个旅游胜地都有委内瑞拉人的愉快笑声，很多委内瑞拉人到现在依然无比怀念那段日子。委内瑞拉人有世界上最大的苏格兰威士忌消费量，中产阶级开着凯迪拉克和别克，挥霍的上等阶层则飞往迈阿密大肆购物，在那里他们被称为“这我拿两个！”（dame dos）。再比如，1974年佩雷斯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计划，旨在迅速建立科学和技术人才储备，满足未来委内瑞拉工农业项目可能的人才需求，为此他曾选送近两万名青年学生去欧洲和美国留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形容为“无前例可循的巨大规模”——但却未创出与这些人才匹配的工作岗位。留学生们归国后自然心灰意冷，佩雷斯花了大价钱，收获的则是相当道地的英文抱怨，一群西化的、与本国经济结构并不匹配的精英，最终只会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佩雷斯还试图改变委内瑞拉与其贸易伙伴们的经济关系，他开始成为拉美国家民族利益的代言人，辛辣的抨击发达制造业国家和处于消费端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和不平等交换。他表示，委内瑞拉希望创建一套公正的经济保障体系，该体系中没有特权，只有互惠式的尊重。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总是被迫廉价出售资源、能源产品，高价购买消费品，国家与国家之间这种人为造成的不公正经济关系必须终止，以创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遵循这一理念，佩雷斯与墨西哥总统路易斯·埃切维利亚在1975年率先创立了拉美经济体系（latin american economic system，简称sela），旨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相对抗。佩雷斯还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实现关系正常化，试图推动取消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的制裁。

　　由于伊朗人质危机和1980年的两伊战争，委内瑞拉原油的国际市场价格进一步升至历史新高，达到每桶32美元。如此高的油价自然导致委国政府石油财政收入暴增。尽管如此，在佩雷斯执政期间不断增多的外债仍然毫无放缓增长势头的迹象。从下图可以看出，委内瑞拉的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分别在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涨价的当年快速上涨，然后很快就转变成贸易逆差。这主要原因是大量的粮食和消费品进口，以及部分进口替代工业化项目的短期大量进口导致的。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并不奇怪，一方面是大量石油出口导致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又是大量进口和贷款导致外债增加，而基于国有化石油产业的政府公共财政收入并不会用于偿还经济结构畸形导致的私人性质的外债。

　　由于委内瑞拉本国的工商业发展过于依赖外资和外债，就必然使得该国经济极容易受到外部国际环境的影响，非常脆弱，国际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该国市场就风声鹤唳，资本外逃随时可能发生；一旦国际石油价格下跌，委内瑞拉贸易顺差减少，就会引起该国货币贬值，本币贬值又进一步触发更多资本外逃，资本外逃导致本币更大幅度贬值，如此形成恶性循环。这种脆弱性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委内瑞拉经济结构的单一，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以及粮食、药品等基本生活物质的进口依赖。

　　委内瑞拉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部分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短期外债（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正如，像一些遭受“资源诅咒”的国家一样，该国富足的石油资源并未推动自主经济体系的发展，反而削弱了经济与社会的建设性成长。巨额石油收入反而抑制了发展其他产业的动力，在减少该国绝对贫困人群数量的同时，也加剧了上层富人与底层贫民之间的差距。在1970年代的石油经济繁荣期间，委内瑞拉外交官阿方索曾预测，委内瑞拉对石油的依赖将使其陷入贫穷。他预言，“十年后，二十年后，你等着瞧。石油会带给我们毁灭……这是恶魔的排泄物。”

　　他预言的一点没错，从198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不断下跌，委内瑞拉逐步走下坡路。1981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后，他利用中东各大产油国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不满情绪，鼓动美国石油公司联手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对苏联进行石油贸易战。1985年8月，在美国政府的撮合下，沙特阿拉伯断然实行“逆向石油冲击”战略，一场针对苏联的阴谋开始了。沙特阿拉伯在短时间内就将自身石油产量提高两倍多，石油出口从每日不足200万桶猛增到每日约900万桶，opec其他成员国也随之增产。美国为配合“逆向石油冲击”，主动削减战略石油储备，压缩国内石油需求（将日进口石油减至14.5万桶）。作为美国的小跟班，西欧与日本也行动起来，一起抛售战略石油储备，猛砸油价。巨量的石油涌入国际市场，导致油价暴跌。石油价格从每桶30美元，一下跌破了每桶10美元大关。

　　委内瑞拉高额的公共债务、国际贷款的枯竭以及被高估的货币，导致了1982年和1983年初的大规模资本外逃。1983年2月18日玻利瓦尔币的贬值，被委内瑞拉人称为“黑色星期五”，也是积累高额外债、国内外巨大的偿债压力以及政府政策使财政收入流失海外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在此之前，传统的玻利瓦尔币与美元的汇率，大约是在3.18:1。1983年2月18日，受到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的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决定实行货币管制来阻止通货膨胀，结果一夜之间玻利瓦尔币贬值75%，家庭财富直接缩水一半。本币贬值对委内瑞拉这种高度依赖进口物资生活的国家，造成的打击会更严重。

　　1983年，油价大跌也导致委内瑞拉政府债务陡增。石油收益再也无力支撑财政补贴、价格调控及超过400个政府部门的日常运作。大规模的腐败现象让局势更为严峻，尽管1974年之前委内瑞拉也存在腐败现象，但国际油价上涨的这十年，政府财政收入的猛增令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据报告称，佩雷斯上任仅仅两年，总审计署就已记录了超过500起行政渎职或腐败事件。

　　1984年上台的卢辛奇总统为偿还委内瑞拉外债而重新融资，这极大影响了他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他发誓委内瑞拉会还清外债“直到一个美分都不欠为止”，并大力推动债务重组工作。但显然没有效果，自1986年委内瑞拉外汇储备开始快速下降；同年12月，玻利瓦尔币又一次贬值，造成大幅度通货膨胀，政府不得不开始实行三汇率制：其一为7.5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的优惠汇率，有限的外汇储备优先提供给基本品的进口交易使用；其二为14.5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的次优惠汇率，供特定国际商品交易业务使用；另一种为30玻利瓦尔兑换1美元的自由市场汇率。

　　1970年至2000年委内瑞拉外汇储备变化（单位：百万美元）

　　随后，总统海梅·卢辛奇试图通过货币贬值，实施多重汇率制，并且着重农业发展，关注粮食自足，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更高的补贴等措施来应对危机，成功地扭转了1980-81年负增长、1982年滞涨的局面，实现了在1985至1988年的平稳经济增长。然而到了1989年，高补贴模式无力为继，外债负担不断增长，而油价在1986年更是跌到原先价格的一半。

　　不仅是委内瑞拉，整个拉美都面临类似的问题。1974年拉美的农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量17.4%，原料商品出口1975年占80%，据此判断，1975年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仅为3%左右。为了工业化的发展，拉美各国大量寻求国际贷款和援助。由于石油输出国在1970年代的国际贸易中获得巨额的外汇收入，然后纷纷存入美国和欧洲的商业银行，导致国际上美元货币资本严重过剩。1970年代之前，拉美各国的贷款主要来自其他政府、世界银行、imf、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贷款虽然附有政治经济条件，但是贷款周期长、利息低。进入1970年代，在美国的间接干涉下，这些政府和机构大幅削减对拉美的贷款，迫使拉美各国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

　　最初这些国际贷款普遍是低利率的，但随着美国和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陷于1970年代的经济滞胀危机，为了治理高通胀，美联储带头激进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一度提高到接近20%。从此，国际金融市场进入了高利率时代，拉美国家的外债成本急剧上升，获得贷款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从1975年至1982年，拉美国家欠国际商业银行的贷款以每年20.4%的速度增长。外债规模从1975年的75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3312亿美元，占该地区gdp的50%以上，相当于当年出口（875亿美元）的3.8倍。拉美各国还本付息的支出速度增长得更快，从1975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的66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出口收入的75%。1982年到1985年，又支付了1060亿美元的利息。出口增长速度大约为12%，而外债还本付息增长速度高达24%，再加上每年进口工业技术、设备等的支出，拉丁美洲各国实际上已经失去还债能力。

　　在1987年油价低位的时候，委内瑞拉出现了“两个70%”，也就是外债总额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0%，单单外债的利息就占了全部出口收入（不光是石油）的70%，如果加上本金，那么即使停止一切进口，每年全部出口的外汇收入也不够偿还外债。但是停止进口显然是不可能的，单单是采油设备的零部件更换就需要每年数十亿美元。事实上，委内瑞拉的债务危机已经爆发。1989年1月，委内瑞拉宣布暂停产偿还拖欠国际私人银行的公共外债，此时委内瑞拉已是拉丁美洲第4大债务国，外债总额高达330亿美元，远超其不到90亿美元的外汇和黄金储备。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及其后果

　　在经历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繁荣之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从1960年代末开始进入了战后“黄金年代”的衰退期。现在来看，1973-1975年的结构性危机将战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史划分为“黄金年代”和“新自由主义时代”这两个阶段。从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经历了可怕的大紧缩，为随后诸多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大转折埋下了伏笔。无论是美英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还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一过渡期都发生了滞涨型经济危机，不得不面对进行大紧缩导致的社会和政治挑战。结果就是，苏东解体，英美转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时代，中国后来也加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全球化了。

　　随着1970年代石油的大涨价，粮食的大涨价，以及其它各种资源的涨价，第三世界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系统中的价值分配明显提升。如果把视角放在全球价值分配上看70年代的大转折，美苏分别带着一众工业化盟友国家过上了几十年的好日子，这时候突然卖能源和资源的国家翻身要分一大块蛋糕走，意味着美苏体系都得面对高通胀的成本内化挑战，都出现“劳工—企业—金融”的三方利益博弈，看谁最终成为分摊成本的倒霉蛋？正如fritz bartel在《the triumph of broken promises：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rise of neoliberali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2）一书中所说：“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颠覆了这场竞争的物质基础，使做出承诺的政治变得站不住脚。能源和金融作为全球经济中强大力量的出现，将冷战从扩大社会契约的竞争转变为约束社会契约的竞赛。”

　　所谓“劳工—企业—金融”三方博弈，就是劳工因为通胀而要求涨工资，金融资本因为通胀而价值缩水，从而要求提高利率，企业则面对劳动力成本和资金成本上升就更要求商品涨价，于是出现一个内部的恶性循环。这就必然要求某个阶级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英美为首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由此开始，尤其是英国，率先进行国企私有化改革，以及限制工会权力，缩减福利开支，降低劳工工资，大幅提高利率等紧缩政策，撒切尔首相“（除了紧缩）我们别无选择”的冷酷因此广为人知。结果是金融资本大获全胜，劳工利益受损，产业被迫转移。

　　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包括一套完整的经济政策框架，它还是一种系统的意识形态理论，在美苏冷战时期扮演了针对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的软实力斗争工具。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反对封建专制和土地贵族的历史进步性，新自由主义完全服务于垄断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尽管两者都有强调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的表面概念，但前者孕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封建特权和地租，维护产业资本的利益和承认劳动价值，后者却是在西方福利政府和东方共产党政府都通过国家干预来维护劳工利益的时代，极力反对国有化和工会的权利。所谓的苏东解体，本质上也是类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国企破产私有化。只不过，在英美是左翼的工党、民主党下台，在苏东是共产党下台，一样的则是工人阶级的大失败。最终，英美两国通过自身金融霸权以及对媒介传播的控制，在1990年代将这种“新自由主义理论”模式包装为解决全球问题的政策方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强势干预下，通过“华盛顿共识”向全球推广。

　　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11个主要债务国组建了卡塔赫纳集团，期望根据“以发展促还债”的方式与债务国直接谈判，而不是采取消极的紧缩经济、迫使债务国牺牲的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但是遭到拒绝。1984年，世界银行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在贷款给一个国家时要求对方必须按照新自由主义进行经济改革的怪现象——墨西哥不幸成为了第一个，其他拉美国家则紧随其后。在此后的苏东剧变、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这种情形又再度上演。美欧等债权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牢牢掌握着主动权，从1982年至1989年共提出三个处理方案，其核心都是新自由主义。背后的目的不言而喻，这些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曾长期霸占拉丁美洲的能源和矿产资源，只是在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中被迫接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国有化，现在它们又遇到了一个乘人之危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势必强迫各国将资源财富廉价出卖。

　　1989年，深受危机之苦的委内瑞拉人将改变经济困境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佩雷斯身上，“新政府是靠把经济拉回‘黄金般的70年代’的承诺而赢得选举的，它当时曾举行了一个豪华铺张的权力交接仪式，成百上千的嘉宾从世界各地来到委内瑞拉来参加这个仪式”。1989年2月，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再度执政，在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50万美元的补助后就开始了全盘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期得到西方承诺的更多贷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玻利瓦尔币进行贬值；大幅度减少政府对食品和交通运输的补贴；废除一部分带有保护色彩的贸易法规；取消价格控制；对一些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刺激出口；为压缩公共部门而解雇大量政府工作人员。但是改革还未实行，就遭遇了民众暴动的强烈反对。他按照军人一贯的强硬作风，血腥镇压了这场暴动。在1989年2月27日至31日持续几天的暴动中，共有246人死亡（这是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但外界推测死亡人数至少数千人），1800多人受伤，成为委内瑞拉自70年代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流血事件。

　　佩雷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确实给委内瑞拉带来了一些横祸：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攀升。随后，委内瑞拉进入了一段社会不稳定期，其标志为频繁的罢工、示威游行和学生抗议。1989年5月18日发生了一场抗议政府经济政策的全面罢工；1990年6月有多起反对汽油价格上涨的暴力示威活动；1991年3月，加拉加斯发生抗议生活成本过高的示威游行，2名学生在与警方的对峙中身亡；1991年11月，警方在加拉加斯的一场示威活动中造成3人死亡；1991年12月，由于10名年轻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死于警方之手，高中和大学以罢课作为回应。1992年1月，示威活动在委内瑞拉各地上演，号召将佩雷斯赶下总统宝座。

　　面对种种危机，军事政变卷土重来。1992年，先后发生了两起中下级军官的未遂政变。1992年2月4日，马拉开波、巴伦西亚、马拉凯和加拉加斯的武装部队同时起事反对政府，有17支部队参与行动。领导这次未遂政变的军官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查韦斯，在政变遭到失败之时，他利用一次五分钟电视广播的机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呼吁政变参与者放下武器，他个人承担政变失败的全部责任。同年11月，另一批人和组织发起了第二次武装政变，甚至部分军用和民用目标都遭到了轰炸，并通过电视广播号召民众起义，但最终还是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响应，政变再次失败。

　　随着通货膨胀在1980年代后期不可遏制地上升，委内瑞拉国内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大约一半，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不仅是出现在委内瑞拉，整个拉美都是如此，比如，1980～1991年，玻利维亚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73%；1980～1992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委内瑞拉工人的实际工资分别下降了68%、65%和53%。到1990年时，委内瑞拉农村只剩下12%左右的人口，成为拉美城市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它是拉美唯一的农产品净进口国，超过一半的食品依靠进口，并且主要是从美国进口。

　　委内瑞拉1970年到2000年的官方汇率变化（lcu per us$, period average）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两届政府，将经济发展摆在首要位置，过于相信“市场对财富的分配作用”，试图通过长期的经济增长解决分配不平等问题，结果适得其反。在经历了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委内瑞拉的社会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1989-1998年10年间，委内瑞拉社会贫困现象进一步加剧，年均社会贫困率达到45.5%有些年份甚至超过50%；而在此之前的1980-1988年间，年均社会贫困率仅为32%（见图1）。自20世纪90年代，委内瑞拉的基尼系数持续爬升，甚至一度达到0.62的历史峰值，贫富差距的悬殊程度可见一斑。

　　针对委内瑞拉已经国有化的石油产业，美西方跨国石油垄断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毫不掩饰其觊觎之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下，委内瑞拉被要求进行国有石油公司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开放政策，委内瑞拉石油工业呈现出私有化趋势。石油政策中鼓励大型跨国石油公司通过多种合资经营方式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市场。石油开放政策的核心内容是吸引投资。要吸引投资，首先就是要允许私人资本进入本国石油市场，即石油产业私有化；其次是要减少政府税收及矿区使用费等费用的征收，吸引对石油业的投资。为此，政府做了一些利益让渡，在1990—1998年期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石油收入分成比例又恢复到了1943年石油天然气法规定的50%∶50%，而在90年代之前该国政府分得石油产业收入比例高达90%。委内瑞拉国内资本严重匮乏，所以政府开放政策所针对的主要目标为大型跨国石油企业。这些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通过与跨国石油企业或者国内私营企业签订各类形式的合作合同，达到引进外资的目的。

　　由此，几乎所有的跨国大型石油公司都再次进入了委内瑞拉石油市场，来自美国等14个国家的几十家公司都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签订了《经营服务合同》。并且，委政府在九十年代中期重新开始向外国石油公司拍卖油田。随后，那些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签订了《经营服务合同》的公司不仅在1993—2002年期间将投资增加至99.8亿美元，之后又追加21.92亿美元的投资。数据表明，1990—1998年期间，委内瑞拉石油年平均投资额从26亿美元增长至60亿美元，增长幅度达130%，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资金缺口。同时，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委内瑞拉经历了石油发展最蓬勃的时期，石油产量直线上升，从90年代初的200万桶/日增长到1997年接近350万桶/日，这种产量增长充分说明了投资在该国石油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另外，由于实施开放政策，与国际大型企业合作，还引入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工艺以及管理模式，表面上看这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但石油产业发展的好处并没有惠及到委内瑞拉人民，而是被跨国资本和腐败官僚侵吞。委内瑞拉当时已是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也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体民众中有70%以上属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他们居住在贫民窟中，无法享受公共服务和医疗、养老保障，40%的人口是文盲并且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委内瑞拉的石油公司引入外资外企后，跨国公司有意收买高管，让高管子女可以任意选择到美国的名校读书，让他们享有教育特权，为以后成为政治精英打下铺垫。

　　受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委内瑞拉在1994年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数十家银行倒闭。为遏制经济持续恶化，政府采取紧缩开支、控制信贷、增加财政收入、调整物价、实施管制外汇等应急措施。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连续三年负增长的局面得以缓解。1996年4月，政府宣布取消外汇管制、放开利率、提高汽油价格、增加税收等新经济措施。为减少新措施对人民生活的负面影响，政府还制定了社会补偿措施。新经济措施颁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与委内瑞拉签署了33亿美元贷款的初步协定。

　　1996年12月，委内瑞拉3家最大的银行出卖给外国金融集团。随着这次金融危机，国家资产大批地转移到金融集团手中，而委内瑞拉统治集团对美国金融势力的依附也大大加深。1996年12月以前，外国资本在委银行界实际上还不存在，而一年以后，外国资产占全部资产的41%。三家主要银行已在外国资本控制下。接着私有化浪潮更加发展，许多电讯业和电子生产企业落入美国手中。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计划对社会保险业实行私有化，并决定将委内瑞拉国家石油业分离为多个公司，分别由外国财团控制，事实上美国石油跨国公司已控制了石油开采权。

　　1998年，委内瑞拉经济危机日益恶化。人均gdp回落至1963年水平，比1978的峰值下降了1/3；平均工资的购买力只是1978年的1/3。由此，一场新的革命风暴正在委内瑞拉酝酿……

　　最终，新自由主义改革，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推行，给委内瑞拉的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委内瑞拉的生产力，致使经济增长长期低靡；通过私有化几乎把众多国有企业卖给了外国跨国公司，使外国跨国公司控制了金融、能源、服务、交通、通讯、信息产业等重要经济部门，丧失了经济主权；制造业遭受沉重打击，各类企业大批倒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的抗击风险能力脆弱化等等。